人们经常提到，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股市、楼市泡沫相继破灭，导致经济长期增长乏力，进入“失去的30年”。那么，怎么看待这个“失去的30年”结论？日本经济出现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是不是独有的，有没有系统性差别？与当代公认的主流趋势相比是不是高质量的发展？是否具备他国无法比拟的优势和特点？

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二级研究员、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季风认为，回答这些问题，须对这30多年的日本经济做出基本判断。

他认为，判断日本经济首先要看“二战”后日本经济的各个阶段性定位。1945年到1955年是日本经济的战后复兴期，主要任务是经济重建，并且为第二次现代化（第一次现代化是明治维新）启动准备，奠定了经济发展制度基础和经济基础。1956年到1972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，这是日本经济的起飞阶段，实现了现代化，并且完成了数量上的追赶。1973年到1994年进入中速增长期，实现了成熟现代化，并且完成了质量上的追赶，GDP达到世界第二。第四个阶段就是经济低迷期，大致从1994年到现在，是日本经济的后现代化阶段，也是高质量发展阶段，现阶段的定位主要是维持高质量的发展。

从基本层面看，日本现在仍然是世界第三大或者第四大的发达经济体，虽然日本经济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，30年中的经济政策也是有得有失，但从主流和大局看是“失少得多”。

“我的基本判断是，这30年固然是日本经济增长率很低，但同时是日本不断自主改革调整的30年，是日本高质量发展的30年，也是创造与经营‘海外日本’的30年。”张季风就此结论做了解释——

关于“日本自主改革调整的30年”，他说，日本经济经历了桥本六大改革、企业治理改革、小泉结构改革、安倍经济学等，实际上改革基本没有中断过。

针对日本财政杠杆较高的问题，张季风表示，如果日本不采取这种办法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到目前为止显然没有。这方面主要应该看这个钱花在哪里。在可预见的将来，日本财政不会崩盘，日本的国债管理、使用及其规范，值得借鉴。

针对日本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的问题，张季风表示，日本经济增长率太低有很多原因，呈现多因一果、互为因果的状态。有经济达到一定层面的增速递减规律、需求减少、外部经济环境有变、大灾频发等客观原因，也有经济政策失误、经济泡沫被刺破、财政负担重杠杠高、超宽松货币政策等主观原因，突出的结症是收入减少工资低，使得增长的良性循环断裂了。

他还表示，至于日本经济增长乏力、人口老龄化严重、创新能力降低、通缩问题、不良债权问题，这些问题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都存在，不是日本独有的。有人用“日本病”一词来立论，值得商榷。

张季风强调，关于“创造与经营‘海外日本’的30年”，他认为是日本经济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，表现在多个方面：

首先是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重占25%，若以海外投资企业为基数则高达38%，实现着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。二是FTA/EPA覆盖率近80%，美国、欧洲、中国都有大量投资，可谓全天候无死角，国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产业空心化。三是拥有429万亿日元的海外纯资产，这个数额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海外纯资产的总和。而在1990年代初，日本的海外纯资产只有30万亿日元规模。四是“海外日本”的资产基本上属于优良资产，全球平均收益率8%，在中国的收益率高达15%。五是每年从海外寄回日本国内的资金大约是20万亿日元，相当于GDP的4%。六是日本贸易多年处于逆差，但投资所得一直顺差，投资顺差覆盖了贸易逆差，使得经常账户一直处于顺差状态，可以说实现了国际金融平衡。此外，几十年的经营“海外日本”，使得日本绕开了贸易壁垒，扩大了市场占有率，实现了海外借地、借人、借技术、借设备，扩展了发展空间，维持着可持续发展。

“日本作为一无资源、二无能源的国家，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并不多，所以日本通过贸易立国、进而海外投资，走向国际化、全球化，构筑起良好的产业链供应链，FTA/EPA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，一直在努力追求着国际国内市场的双循环。”张季风说。

谈及唱衰日本经济，他表示，这是日本一些专家学者和日本媒体的一贯“风格”，经常是“报忧不报喜”。他们的这些分析判断，我们要经过过滤和理性分析才好。